一. Sharon
“我和我妈说我有女朋友了，我妈说，那是你闺蜜”
我叫Sharon，16年来到美国读书，现在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公司做全职会计。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曾经强烈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；虽然我最后都没有表白，但是从那时候直到现在，我喜欢过的人都是女生。在读研和在职期间我有中国女友，我们曾经一起做饭吃。
我在美国这些年辛苦上岸拿到工作签证后，就回中国回去看爸妈。我的家庭关系融洽，体贴开明，从小我们一家无话不讲。久别的团圆后，我趁着这个机会直接和父母“戳破窗户纸”，向他们表明了女同性恋身份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，但暂时依然接受不了。他们没有责怪我，反而是有出奇的一种平静，我父亲感到伤心和自责，觉得同性恋属于“不正常”，而且觉得我某天肯定还能“治好”。然后我母亲一直感慨：
“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不是我们没把你教好？”
我“出柜”后，父亲沉默，母亲哭泣，看着他们伤心我也特别悲伤，结果是大家因出柜闹得非常不愉快，我也哭了很久。于是，后来我回美国从此再没提起这件事。
去年新冠疫情期间，我在豆瓣上通过一个帖子认识了Alison，我们发现彼此还有共同好友，Alison特别主动，于是我们从线上好友变成线下，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Alison给我做牛排，我们在她家约会并一起看电影，电影是《塞隆女士》，我当时看着牛排，打趣问她：
“你怎么不把牛肉加土豆放回锅里炖一炖？”
我们一起去露营烤肉
她当时听完想掀桌，这算是我们约会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，每次回想我都想笑。遇到Alison是我在美国生活最美好的经历。我们“疫情时期的爱情”进展顺利，但是两人都远在美国没有亲人，我们都担心自己出现意外但是没有家人可以照顾，于是在交往一年后，登记成为“同居伴侣”（Domestic Partner，美国可以登记同居伴侣，美国留学生和移民都可以申请，有法律意义但不是结婚）。
今年，我再次尝试和母亲开诚布公，和她说“我有女朋友了”，然后我妈说：
“那是你闺蜜。”
好吧，第二次出柜还是失败了，“性取向”在我家是难以公开交流的话题，我爸妈依然都很不愿意接受事实，但是这不妨碍我和Alison过的很幸福。
去年我们8月我和Alison一起养了一只边牧，养之前我已经把一整本训狗书看完了，在狗子两个月大的时候我们送它去补习班，“坐、立、战、跑”一样不能少，我都开玩笑说：“别人鸡娃，我们鸡狗”。
二. Alison
“我喜欢的人没有固定生理性别”
我是Alison，是上面文中Sharon的伴侣。我13年出国来到美国在弗吉尼亚（virginia）读研，现在在CPA公司做审计工作。我一般不会和别人说我的性取向，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因为自己性取向被歧视的情况，可能因为一直生活在大城市，大家素质比较高，作为性少数被尊重，这点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我初中喜欢过男生，高中喜欢过女生。对我来说，性取向没有那么重要，只要对方和我相处舒服，三观一致，这些要比性别更重要。我觉得自己严格意义上算双性恋，我的打扮不是标准的“T，也就是Tomboy”（男性化的女同性恋），通俗意义上也不是很“出格”。
在和Sharon交往之前，我比较喜欢社交，我分别在18年和19年参加过两次同性恋游行Pride month游行；我曾经约会过一些男生，但是很多男性交往目的性很强，甚至有些对我动手骚扰。我和Sharon从豆瓣线上认识后经常聊天，第一次在网上语音时整整聊了6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在现实中见面之前，就很熟悉了。
我和Sharon第一次约会除了吃牛排，还一起看了《斯隆女士》，但是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生僻政治单词，于是第二次我们去她家约会并又看了一遍《斯隆女士》，我还给Sharon带了一些粽子。第三次约会的时候，我们确定了情侣关系。
我们因为疫情时期恋爱，于是直接跳过打扮漂漂亮亮出门的那部分，直接就在网上买菜做饭开始过日子，然后顺其自然登记成为“同居伴侣”，对我来说算是一项重大人生决定。美国“同居伴侣”制度来自同性恋群体的诉求，但是没有结婚那么麻烦，而且我们还可以使用对方健康保险。
在大学期间，我母亲知道我和女生交往过，但是她总觉得我会哪天我就“好了”，然后变成“直”了。我希望疫情结束后回国当面告诉母亲和Sharon的事情，暂时还得保密。
我今年刚刚三十，感觉回归了生活的本质，并不觉得孤单，新冠疫情让我重新反思了美国“自由”的代价，也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。我对房地产感兴趣，以后我期待争取和Sharon在10年内开一家公司，用我们自己的技能为自己打工。
圣诞节我们在家里烤火
三. Henry
“白人男的殖民主义很严重，我重新拥抱中国人身份。”
我是Henry，我4岁来到美国，9岁母亲和父亲离婚后，我开始和白人继父生活，在我成长中，对身份认同的疑惑大于对性取向的疑惑。我和很多普通中国家庭长大的孩子有很大区别，和混血儿更接近，因为我们曾经更加努力去更变成“白人”。
不过呢，我妈专门培养我学了很久中文，我比起同龄人，能说中文甚至能阅读一些中文，绝对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幸运。我小时候是奥巴马总统在任时期，那时我以为美国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国家。但是我们都看到了今年新冠疫情期间残酷的事实。美国总体上对华裔甚至亚裔无论是个人、文化、机构，依然有敌意，在美国男同性恋圈子中“排华”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我在大学时期在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读计算机，还是400米跨栏运动员，有各种族裔的朋友，不过那时候大家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。我在毕业之后入籍成为美国人，开始思考中美两国对我的含义，在湾区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大家大部分都和自己族裔、社会阶级的人一起玩耍交流。我也才发自真心意识到，我虽然被白人家庭接受了，但是在社会上，白人社会依然拒绝和排斥着我。
我曾经尝试过去真心交往男友，但是一方面是被直接忽视，他们同时另一方面我被有“恋亚癖”的人在性方面欺负，他们想以性的方式征服我，并宣扬白人至上主义，这点让我感觉特别难过。
同时，由于是中国人，我在工作场所受到了种族歧视，总被视为“无所不能”的“模范少数族裔”，所以被安排做最难的项目，并被安排到最差的小组，在单位工作期间，曾有一个女同事曾经跟我说：
“你长得真可爱，都能配得上白人男了。”
这句话是我听到的最恐怖的一句话，在湾区工作9个月我并不开心，于是后来我辞职了，后来我做过家教、餐馆服务员等不同工作，并且花了很多时间阅读社会科学书籍，想理解美国不同社会阶级人们的生活方式。
新冠疫情期间我考虑返回中国，但是中国拒绝美国人入境，于是我后来就去了韩国，在那里居住的几个月，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一个华裔美国人，我现在更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，我很后悔入籍。
我现在重新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、身份和经历。现在，我在tiktok上交了很多年轻人和新朋友，作为一个骄傲的华人男同性恋者，同时我希望未来能回到中国工作。
四. Huan
“我把北美华人拉拉都聚起来了！”
我叫Huan，作为一代移民通过读研究生来到美国，我研究生学动画，现在从事广告行业，算起来在美国也有十年了。
可能因为我一直在洛杉矶、纽约和旧金山这样比较包容开放的大城市生活，没有因为性取向被歧视过。我属于看上去比较“女同性恋”的类型，打扮的相对男性化，这样的外貌在儿时给我带来最大的不便可能要算是，我不喜欢去公共女厕所，因为偶尔会有在公共厕所被认成男生的情况。
我觉得自己就属于比较“顺风顺水”的华人同性恋个体。我的家庭十分开放，我在中国读高中时父母就接受了我的同性恋性取向，大学时期还带着当时我的女朋友见过爸妈。我爸因为担心在国内我会因为不同的性取向遭受歧视，在我21岁时特别嘱咐我说：
“我建议你将来去国外生活。”
来到美国后，记忆中比较清晰的两次都是因为亚洲人长相被种族歧视。有一次，我和另一位越南裔美国人朋友走在大街上，被街对面的白人喊过“滚回中国”（go back to China），最近一次是新冠疫情期间我和女朋友在逛超市，有几个孩子突然走到我身后想要捉弄我们。
2015年我参加同志游行的照片（右）
平时在工作之余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华人彩虹联盟 (CRN, Chinese Rainbow Network) 的志愿者工作上。CRN是一个从90年延续至今的北美华裔同志公益组织，我目前是CRN拉拉工作组的活动部负责人，与小组内的其他50多位志愿者一起组织每周的线上社群活动。
2019年我做为活动策划，第一次参加了CRN的线下志愿者工作。当时观察到活动现场的参与者中，男同性恋有200多位，而女同性恋只有20位，不禁感叹女性在同性恋社群的声音微弱。
于是，当2020年4月份，CRN的另外几位女志愿者发起了拉拉工作组之后，我立刻加入了队伍，并与大家一起在CRN专门开辟了服务华裔一代移民女同性恋的社群的众多活动。因祸得福，新冠疫情使得更多的人有时间并且有需求在线上结交新朋友，也让我们得以打破地理的限制让社群联系到一起。
我和女友认识和互动大概有半年在线上互动，然后通过朋友在线下聚会，后来我曾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口表白并录像。
不得不承认，与其他的社群小伙伴一起做志愿者工作是一件特别热血燃烧的事情，简直像创业一样，我经常会上班时间”摸鱼”，下班反而全力投入到宣传和建立社群的志愿工作中。拉拉工作组团队也从起初的10人发展成50多人，以每月3、4次活动的频率，将单次活动参与人数从20人增加到300人以上。现在，CRN的男同志愿者们也会对我们拉拉组刮目相看，CRN的服务人群也变得更加广泛，今年还特别设立了变性人(Transgender)小组。
女同性恋往往是比较害羞的一个群体，我相信自己未来也会继续在CRN做“红娘”的角色，让更多社群里的小伙伴找到彼此，相互倾诉和支持。
每一代华人有每一代的srtuggle，我不确定自己未来是否会留在美国。
但是，美国梦是真实的，虽然，这个故事撰写的角度不同。